飞鸿踏雪泥

       今天节目国内新闻的重点是一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报道，费了我昨晚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自认为把原来记者杂糅在一起的信息摘清了、理顺了。

       节目结束，小管接了一位观众电话，就听他说：新农保是国家的，没地方买。

       原来，是一位农民观众，看了北京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后每月能领285元养老金，觉得挺好，问可以去哪个保险公司买这种保险！

       丢人啊，关于农民的新闻，农民看不懂！

       我听到自己的心在说：自话自的新闻太可恶，自话自的我太可笑，太可悲！

       再次想起陈虻的那句话：新闻要服务，不要表达！好难。

一

   超市里等着散装称重的人一左一右排了长长两队，大家很自觉得左队一个右队一个地秤着，也挺快。

   眼看前面只剩一位就要轮着了，一位小伙子不由分说插到了我前面，插就插吧，我不着急。

   小伙子二十来岁，一米八几的个子，干干净净像个学生。

   很快，我们这队他到了最前，可按交替通过原则，得等另一队的那位女士秤完再该他，而且女士已经把一袋荔枝放在了秤上。

   就在这时，小伙子行动了：径自把那袋荔枝从秤上取下扔在一边，把自己的半拉西瓜放上去，昂着头站到了秤前。

   我傻了，对面那位女士也傻了，半天才回过味来，问小伙子：你干嘛？小伙子还是抬着头：不干嘛，我先来的，我先秤！

   秤重的售货员都不好意思了，跟女士说：对不起，稍等一下，我下一个就跟你秤啊。

   天，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二

   晚上十点多，一号地铁东单站里，人不多，但稀稀啦啦也站满了整个月台。一位戴着红袖箍的大姐站在月台中间左右巡视维持着秩序。

   我站在车头位置无聊地等着。只见和我隔一个车门等车的一位男子，突然越过安全警戒黄线，站在月台沿上向车来的方向张望。红袖箍的大姐立刻朝我们这边望过来，喊道：那位先生，请往里站。

   “先生”没动。我以为他没听见，代为传话：请你往往里站站呢。

   “先生”看了看我，笑了一下，居然把一只脚伸出了月台边沿，然后……居然望向那位向她走来的红袖箍大姐……直到大姐一路喊着“请往里站”大老远走过来，走到这位“先生”旁边，推着他“往里站”！！

    靠，我当时真想上前把那位四五十岁的“先生”推下站台！

  

     西湖归来，印象最深的还是钱塘名妓苏小小墓碑上的那首诗：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在西湖这片地界上，苏小小的资历要比苏东坡、岳飞那些名士们老，名气比他们大。 更重要，我一直感佩此小女子的才气和傲气。一个“妾”、一个“郎”，“结同心”、“松柏下”，光是这几个字眼，几个男人能不动心？遥想一位窈窕女子，一位名门公子，或在画舫中对饮倾谈，或车马相伴，倘佯于远水近水间，羡煞凡人！纵是如此用情，当苏小小再遇阮郁，毅然转身不睬，一片痴情只付山水。

     和朋友说，“妾”字和“郎”字最令我佩服，要我，肯定会用“奴”和“君”，读着先就没了兴味，名妓就是名妓，不服不行。

    在今天这个日子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是我的工作。事实上，从前几天起，我就在做、在说了。

    但于我内心却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所以我做了一期节目就叫“我们该怎样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那是我的困惑。因为我看着当时我们采访的那些人和事一次次出现在各类媒体报道中，表情和语言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们，但我又相信，眼在在灾区的每一位记者，都和我当时一样是真诚地、认真地在做着报道。我觉得不对，但又不知道究竟是谁错了。

     想到地震，想到灾区，我只想到两句话：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究竟是它需要我们还是我们需它？

   

   

      刚才看纪萱同学“战房”的博文，突然想到昨天得到的一消息，说是因为道路拓宽，我们小区的我们两栋楼将被拆迁。

      拆迁补偿比市场售价高还是低呢？不知所措了——这房子是卖还是不卖呢？

      我希望别拆迁，把路向边上拓拓、把周围环境建设得更好些，我就可以不卖房子了。

      我一向是相信心有灵犀的。

      我是极不爱主动给朋友打电话的，但每每在心里想念一个朋友，感觉他该来电话的时候，真的就来了。

      刚才就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有事下班滞留在台里，突然就想起了L，这次决定先打电话约个午饭。拿起话筒时听到手机响了，有短信，不管它，先打电话。很顺利约好了吃饭的时间、地点，再看短信，竟是L发来的：这两天有时间的话，一起吃饭？

      当年一本《金色笔记》读了将近半年，中间几度读不下去，最终发现那是一部好书。

      如今《小团圆》又遭遇此种情景：读不过十篇，人物关系就弄混了；放下重来，如此已有三次，不知能否最终发现它是一部好书。

     春节四川灾区行的最后一站是去映秀采访。1月27日，和宋镜、王晶磊一同前往。

 

     之前从新闻报道中得到印象、去之前也被这样告知：此次大震震中虽然在汶川，但破坏最大的却在北川大。而还在去的映秀路上，我就改变了看法，地震在那里留下的印迹要远比北川大。北川震撼人的是几乎被夷为平地的老县城和惊人的死亡数字，但地震对汶川地貌、建筑的毁坏，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魔力的巨大。

     从都江堰到汶川，山路都快绕成8字了。原来的路有好几段已被高山压在身下，新修的都汶路很多路段像是从石堆里扒出来的，两侧满是滚石，每隔一段就会有警示牌提醒过往的车辆“小心山石滚落”，我们返回时还真看到了滚到路中央的石块。 

     汶川的重建似乎也不如北川，到处可见被毁的房屋；路边也不像北川那样排列着一个个整齐的板房村。在都江堰通往映秀的路上，两边更多看到的是老乡自己用破油毡或是砖瓦搭建的临时住房，“黑乎乎”、“孤零零”一次次撞击人的心灵。

     最难忘老虎嘴外豆花店一家。公路边几间旧砖砌的矮平房，从屋里走出的老年妇女突然闯入镜头，我吃了惊，因为我是当震后弃房拍照的，想不到里面竟住着人。愣神间，老太太也看到了我并先开口打起招呼：你是来旅游的吧？告之出差，然后随她走进前面的豆花店——几间房子中最大的一间。一聊才知道，老太太一家四口人：她、儿子、女儿、和孙子（没敢问其他人），就住在刚才出来的那间屋子里，这个豆花店是震后开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平时没什么客人，只是前一阵子修公路，有一些施工人员来吃，挣钱不多，但勉强够一家四口吃喝。问政府有没有补贴、什么时候能盖起新房子。老太太说政府给了2万块钱贷款，当时口头说是无息的，但真到签合同的时候，还是有息的。至于房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盖起来，因为政府还没有给他们找好盖房子的地方。问他们原来住哪儿？老太太一指河对面的大山说，就在那。原来，他们的村子已经被整个埋在了山底下。

     豆花店里的墙看上去和外面一样，没有抹白，房顶就是几根木檩子盖了一层彩条布，房顶和墙之间有一个大大的缝隙，山风一阵阵地往里灌。和老太太谈话间，她的儿子一言未发，坐在火盆旁，背后开着电视，但没见他看一眼，始终呆呆地看着门外。里间厨房里一名女子蹲在地上烧火做饭，估计是老太太的女儿。烟雾被灌进来的风吹得满屋盘旋，她却头也不抬，更没有看我们一眼。他们的无言让我感到自己好像欠他们的，至今一闭眼就能看到老太太儿子坐在那里发呆的样子和那名烧火女子的背影。 

 

    没去四川之前，灾区在我心里是房倒屋塌、数以万计的死亡人数、失去亲人的悲痛，我曾经按着自己的想想和电视画面、文字图片的新闻报道心痛落泪，但四川之行之后，灾区在我心里变成了豆花店老太太、她的儿子、女儿，还有之前的母大爷、母大妈和他们的儿媳妇、小孙女。想到他们，我没有灾区或灾民的概念，甚至不会落泪，但却始终觉得亏欠他们什么，好像他们现在这样住在漏风的房子里，是自己的过错，觉得一定得再去看看他们，那怕帮不到什么，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心里也会好受些。

   连着两天在外开年会，居然失眠了，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着的整整两天一夜，回来上夜班，半拉脑袋疼得像是和另一半分开了，拼命和人胡说八道，想分散点注意力，还是不胜其扰，一直到夜里三点多。

   四点钟，狗追似的改稿开始，到五点改稿结束才发现两半拉脑袋又合谐了，不疼了！！

   我觉得自己好贱！！